吳大帝孫權葬蔣陵，亦稱孫陵，在今南京市東北鐘山（亦稱蔣山）南麓。此詩系作者行經蔣陵憑吊吳亡而作。

　　吳末帝孫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國將不國。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公元266年（寶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又還都建業。據《漢晉春秋》載：“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施）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噪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這就是詩開頭所說的：“神器”者，帝位也，政權也。吳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孫皓的帝位搖搖欲墜。這種江河日下的形勢，使詩人很自然地聯想起吳國開基創業時的情形。想當年，漢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國鼎立之勢。“掎鹿”，語出《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漢書·敘傳上》也說：“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顏師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漢書·蒯通傳》更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爭帝位、爭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漢書·袁紹傳》引沮授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爭得天下，就必須不失時機，因勢利導，奪取勝利。這就是所謂的“逐兔爭先捷，掎鹿競因機”。而在漢末群雄逐鹿的斗爭中，孫堅父子也是叱咤風云的人物。孫堅死后，孫策繼承父業，猛銳冠世，志陵中夏，被封為吳侯，割據江東。但大業未就，即遇刺身亡，年僅二十六歲。孫策臨死時，將弟弟孫權叫到跟前，對他說：“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三國志·吳志·孫策傳》）孫權繼承父兄遺志，洪規遠略，砥礪奮發，“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陸機《辨亡論上》）三國鼎立，孫吳居一，而孫權就謀略功業而言，實遠勝劉備。“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極力形容孫氏父子的英姿雄風。《易·革》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豹變之略，虎視之威，正是對“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的孫仲謀的贊詞。“坐斷東南”的孫權，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師，西挫蜀漢東犯之眾，使兩方都不敢小視東吳。據史載，公元222年（黃武元年），劉備率師伐吳，東吳大將陸遜率軍迎敵，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蜀軍分據險地，前后五十余營，遜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招

　　降俘虜蜀兵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最后絕命于永安宮。“長蛇衄巴漢”即指此。“長蛇”，有謂指吳而言，并引《左傳·定公四年》“吳為封豕長蛇”為證，其實不然。這里的“長蛇”，非指吳，而是指蜀漢。陸機《辨亡論下》云：“故劉氏之伐，陸公（遜）喻之長蛇，其勢然也。”可以為證。“驥馬絕淮淝”，則指曹魏而言。據史載，公元224年（黃武三年）舊歷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三國志·吳志·吳主傳》）注引干寶《晉紀》云：“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所以陸機說：“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辨亡論上》）孫權不愧為聰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統治時期，勵精圖治，吳國逐漸強大。所謂“交戰無內御”，即指內部團結一致對外而言；所謂“重門豈外扉”，即指吳國疆土廣大而言。

　　由“逐兔爭先捷”到“重門豈外扉”十句，作者極力渲染吳主之英明雄武，吳國之強大鞏固，有聲有色，氣勢磅礴。而到“成功舉已棄”，陡地一轉，以極精煉的語言寫出吳之由盛而衰的轉變，功敗垂成，其關鍵就在孫皓時期。“兇德愎而違”，即指孫皓而言。“愎違”，愎諫違卜的省稱，語出《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韓之戰，由于晉惠公背施無親，意氣用事，不納諫言，不聽卜辭，終于招致失敗，被秦國俘擄。晉大夫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孫皓同晉惠公一樣，剛愎兇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終于導致吳國的滅亡，使父祖基業毀于一旦。正如皓從弟孫秀說的那樣：“昔討逆（指孫策）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后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于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水龍忽東騖，青蓋乃西歸”二句，就是具體描寫孫皓窮迫歸降時的情景。“水龍”，系指晉朝的水軍。晉武帝謀伐吳，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艦，準備東伐。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阿童為王浚小字。晉征南大將軍羊祜以為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故借謠言而表薦王浚為龍驤將軍，留監梁益諸軍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江中木片以呈孫皓，并說：“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而孫皓不聽。公元280年（晉太康元年）舊歷三月，王浚率舟師東下，直抵吳都建業之石頭，孫皓驚恐失措，面縛輿櫬而降，舉家西遷，送至洛陽，賜號歸命侯。這就是所謂“青蓋乃西歸”。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據干寶《晉紀》載：“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庚子歲，即太康元年。原來孫皓狂妄地以為他會滅晉而入洛陽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國之君，被押送洛陽。

　　以上十六句，歷述吳之盛衰興亡，不啻一篇《辨亡論》，故偏重史實的敘述。此下十句，則就吳亡抒發個人的感慨。作者行經孫氏陵，距離吳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風蝕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蘚侵蝕得難以辨認，荊棘叢生，幾至吳大帝陵的位置也難以確指。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只有飛鶯在山間悲鳴，淡月在空中殘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復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涼，不能不使人傷感。吳汝綸說：“此殆傷齊亡之作，黍離麥秀之思也。”（《古詩鈔》卷五）其實，憑今吊古傷心淚，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鑒，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茍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