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陳獨秀于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城北的一間別墅里。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出獄后于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

　　1916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俗稱“南陳北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街頭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入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界、各省函電交馳，要求釋放陳獨秀。學界有69名署名保釋陳獨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有新派人物，也有舊派人物。對五四運動持反對態度的田桐，也發表函電，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在各方的壓力下，陳獨秀恢復了自由。胡適在6年后還念念不忘這件事。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事件”發生后寫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及此事。

　　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后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大革命中，陳獨秀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產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布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后者的紀律，是共產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線的中心政策（共產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百度百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后共產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線徹底決裂，另立獨立路線的無產階級政黨，因為他們并沒有形成完全有別于共產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了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斗爭。

　　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強烈沖擊，大批優秀干部（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在反革命屠殺中喪生，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產國際領導層（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其后，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線，即反對斯大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線，同時也反對盲目向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游擊隊高抬為紅軍（誠然，不僅陳獨秀而且當時相當多數國際國內共產黨人都低估了農民運動），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斗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因為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并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對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主張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于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為此，并鑒于陳獨秀等人事實上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共中央很快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549－555頁。）中共中央明確認為，陳獨秀等人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是黨內一些動搖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立場的最露骨的表現。（《評陳獨秀的信件》）”，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領導層。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抗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而后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并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權，開始對共產主義理論進行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的革命戰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革命后期

　　放棄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采取妥協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除了來自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原因，他的右傾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1929年11月，因為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托陳取消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模范監獄。

　　抗戰時期

　　抗戰全面爆發后，他于1937年8月出獄，先后住在武漢、重慶，最后長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慶市江津區）。1942年5月在貧病交加中逝世。